本文分析了目前国际网络治理的现状，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分歧点。
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仍没就全球网络治理达成共识。许多国家的政府继续主张按照联合国表决的传统程序进行总体表决，并捍卫自己控制国内网络活动的权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不足为奇的。毕竟，虽然互联网是一个复杂的、快速发展和无所不包的全球性资源，但其存在时间不长。当万维网的概念在1989年被构想出来，在过去15年Web站点如雨后春笋，互联网技术开始改造全球供应链。自1992年以来，网民数量激增，从一百万增加到近三十亿。就这样，互联网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石。
在初期，互联网往往被定性为自由流动的信息的很公平的管道——结束政府管制的预兆。但现实是，政府和地域管辖一直在互联网监管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或者至少尝试这样做了。然而，归根结底，互联网是一个重大的治理挑战，体现在需要不断努力，以理解无处不在的移动性以及收集和存储 “大数据”的影响。
治理的挑战源于一个事实，即网络空间具有虚拟的性质，这会突破地域界限，也具有物理基础设施，可以受到主权司法管辖区的管辖。物理层的控制可以对虚拟层产生领域内的和域外的效力。与此同时，可以从虚拟领域低成本地发起对物理域的攻击，而物理域的资源很稀缺和昂贵。
互联网最开始只是一小撮有知识的用户，其代码验证层是不必要的，规范的发展很简单。但后来就渐渐成长，一切都改变了。尽管网络空间提供了获取信息和容易沟通的好处，但也越来越成为滋生犯罪、黑客攻击和威胁政府的土壤。
限制在这种不稳定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风险的努力都集中在创建私有的网络和“有围墙的花园”——封闭的平台——类似于解决十七世纪的“公地悲剧”而发生的圈地运动，但这引起了碎裂化的危险，而如果允许走的太远，就可能缩减互联网的经济效益。
鉴于安全是国家的一项传统职能，一些观察家认为，越来越多的不安全会导致各国政府在网络空间中发挥更大作用。事实上，网络战争的叙述可能被夸大，但网络间谍活动确实很猖獗，已经有30多个政府已经发展了进攻性能力和为使用网络武器而制定条令。自从在2009-2010年“震网”病毒被用来破坏伊朗的核计划，各国政府纷纷严肃地对待网络武器造成的威胁。
但是中国政府——和其他政府实行互联网审查——仍想获得连接的经济效益。这种紧张导致不完美的妥协。类似的张力存在于努力制定国际互联网治理的规范方面。而威权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寻求“信息安全”，包括被像美国、西方民主国家这样的国家禁止的那种公开审查制度。
这种分歧在2012年由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在迪拜召开的会议上最明显。虽然会议表面上是更新电信管理规章，基本问题是国际电信联盟在互联网治理中的作用。
威权政府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他们处理主权、安全和发展的方法将受益于国际电信联盟采用的多边进程。但民主政府担心这些过程过于繁琐，而且会削弱“多方利益攸关者”这种方法的灵活性——强调私营的和非营利部门以及政府的参与。在迪拜的投票结果是89对55，反对“民主”政府的立场。
这一结果引发了关于对互联网治理危机的担忧——这种担忧在最近的巴西会议上得到缓解，但幅度不大。预订还有更多的网络治理会议，而且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知远/安德万